李敖与胡适、姚从吾、萧孟能及《文星》的关系与上述胡适的际遇十分相似，是《文星》及一系列识才、惜才的人把李敖推向了社会大潮的风口浪尖。
当然，胡适的走红并非全属偶然，在文言已死、白话当立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除了个人的因素外，还有顺乎天、应乎人的时势。而60年代的台湾，雷震案后文化思想界的低迷和沉闷，如同一座欲喷又止的火山，李敖能以一篇文章掀起长达四年的中西文化论战实在也有其重要的时代因素。
在李敖进文献会时，已开始投稿《文星》了。离开文献会后，他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文星》。跟《文星》合作，首先解决了李敖的经济问题。李敖曾说：“钱就是青春与自由，有钱才不会折腰。”当文星老板萧孟能把第一批稿费一万元交到他手里时，李敖无比感叹，他说：“我有生以来，从来手中没有握过这么大的数目，当然我看过一万块钱是什么模样，但那是在银行，钱是别人的，这回可是自己的，感觉完全不同。”
从此，李敖正式开始了他的波澜壮阔的文星时代。
在舆论一律的政治背景下，素有叛逆性格的李敖像一匹黑马斜刺冲上《文星》，他的《老年人和棒子》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文星》杂志声誉鹊起，订数大增。加上它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大量引介，《文星》成为继《自由中国》之后最激进的一面旗帜，“文星”书店也颜色改观，成了台湾最有名的书店之一。
显然，思想文化界的日渐西化，“反对传统文化，走向西方”的思潮，是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反抗，也是思想文化界在苦闷和压抑之中寻求新出路的一种尝试。
而对这股“反对传统，走向西方”的潮流，李敖起初并未介入。他认为应该透过眼下这场潮流，寻求台湾思想文化发展的新趋向，并寻找一个突破口，掀起风浪，造成时势，使现代主义的潮流超出学院的范围，对社会产生真正的、直接的影响。
于是，他找到了胡适。他要以胡适为典型，从胡适思想中找答案。
此时的胡适，虽然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崇尚欧美式的自由民主的立场，这使他本能地要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国民党一党专制提出批评。他在50年代发起并积极参与《自由中国》杂志的事务并撰写文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蒋介石和国民党对胡适不得不有所顾忌。但容忍是有限度的。1960年的《自由中国》事件对胡适打击很大。在当时的国民党内和军队里，充满了浓厚的反胡气氛。对此，胡适内心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
1961年11月6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开幕，胡适应邀赴会。他在会上发表了30分钟的英文演讲，题目是“Social changes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在演讲中，他重申几十年前的观点，抨击传统文化的弊端，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其隐含的意思显然是指责国民党缺乏现代民主精神，不给人民以自由，阻碍了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这是胡适晚年的一篇震聋发聩之作，是他在被人批评“保守”、“老疲”的人生最后阶段对中西文化思考的一个总结。
该文的话题是：在我们远东各国，社会上需要有些什么变化才能够使科学生根发芽?
在文章中，胡适以“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e Diaboli)自居，再一次抛出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对世界近代出现的科学和技术文明给予了热情颂赞。他指出所谓西方的文明是物质的(material)、唯物的(materialistic)，东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只是一种没有理由的自傲。东方古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我们该当承认近代的科学技术文明并不是什么强加到我们身上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质文明，是我们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受的，——我们要明白承认，这个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护、去尊敬的。因为近代科学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确最神圣的因素的累积成就；那个因素就是人的创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实验的严格方法去求知，求发展，求索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种智慧。”
胡适的这一次演讲，很快招致来自四面八方的呼应和争议。著名学人徐复观首先出马，在香港《民主评论》第12卷24期发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指责胡适的演讲，说“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随之而起的，是一阵暴风雨式的围攻。演讲半月后，胡适因心脏病骤发，于11月26日住进了台大医院。一月之后，李敖由文友徐高阮引介，应《文星》主编胡汝森之约，写出了颇具震撼力的万字长文——《播种者胡适》。
李敖谈了在胡适领导下一群自由主义文人所进行的文学革命在新文化建设方面的成绩，谈了他在民主宪政方面所作的努力，谈了他为争取学术独立所做出的贡献和他在学术上的局限性，以及作为自由主义文人胡适的寂寞。李敖认为，胡适一生致力于“非政治性”的学术工作，精心培养“思想自由的批评风气”，宣传自由主义的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思想，对国家大事“诉诸理智和非情绪，重实证而反对狂热”，一生从未迷失过方向。胡适对文学革命，对新文化运动，对民主宪政，对科学发展，总之，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可说，胡适是永不停止追求真理的“国中第一人”。李敖特别强调，胡适思想的主要精华是“全盘西化”，这也是他自由主义思想之所在。然而，胡适在其一生中却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古代学术的考据和辨伪，“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他能做到有所不为，洁身自爱，但斗争精神不够，把史学学风带到了目前迂腐不堪的境地。这充分说明，胡适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因此，李敖提出，要超越胡适前进。李敖最后得出结论说：“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然而，一个不断长进的强大的民族，应该不断前进，无情地超越胡适。”
李敖对胡适的评论，对胡适全盘西化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肯定，以及对胡适学术上所谓保守的批判，都带有自己的主观色彩，言辞上也带有强烈的“狂傲”和“愤世嫉俗”的情绪。在治学的指导思想上，他深受梁启超治史思想的影响，讲求治学应为现实服务，“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李敖将此推而广之，认为学术研究应面向社会，走向群众。他曾向殷海光谈起《自由中国》在这方面的不足，如今胡适又成为他的靶子。李敖认为：在20年代，胡适曾送泰戈尔60岁生日寿诗《回向》，赞美老诗人的回向民间，但他自己却没有做到这一步，除了谈学论道、呼吁民主外，无复其他。李敖十分欣赏古代的特立独行者王安石的诗：“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在他心目中，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他对胡适不满，认为他入世不够，这种责任在胡适，更在保守落后的学术界。他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对台湾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
从表面看，《播种者胡适》是一篇对“思想界的伟大领袖”胡适之唱赞歌的文章，但透过文字仔细分析，则能悟出这是一篇微言大义之文。作者不仅客观地评价了胡适一生的功过是非，而且对当时社会政治、思想、学术界的落后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胡适思想的没有过时，恰恰证明了现今的社会仍然是一个不知长进的社会。借胡以讽世，借胡以警世，正是李敖文章的精义之所在。正因如此，重温文章开头引用的胡适的《引日梦》诗，会倍感意味深长：
山下绿丛中，
露出飞檐一角，
惊起当年旧梦，
泪向心头落。
对他高唱旧时歌，
声苦无人懂。
我不是高歌，
只是重温旧梦。
从引用的诗句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李敖心头的愤世嫉俗与置身荒漠的悲凉。作者也像胡适当年倡导文学革命那样，为唤起“当年旧梦”，要引吭高歌，毫不畏惧地对死水般的思想文化界开火了。
《播种者胡适》的发表，像捅掉了一个马蜂窝，搅起了一潭死水，立即酿成了一次大笔仗。这场笔战后来分成两个圆圈，一个圆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圆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临、胡秋原；后者的主要对手是叶青(任卓宣)、郑学稼。
叶青，1896年生，哲学家。曾参加中国共产党，编过多种刊物，主要著作有《哲学到何处去?》、《胡适批判》、《张东逊哲学批判》、《关于物质——精神——物质》、《理论与实践》等，此时主办《政治评论》。他撰文认为，李敖把胡适捧得太过份了，对别的“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则一笔抹杀。
郑学稼，1905年生，历史学家、经济史家。自1935年起历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出版有经济学、经济史、历史、文学、马克思主义等方面著作多种。郑在文章中说：“胡适未曾在20年代中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李敖对胡适简直是瞎捧。”
反对李敖的一方主要阵地是胡秋原等人控制的“三大”评论：《政治评论》、《民主评论》、《世界评论》。“一星战三论”，成为当时中西文化论战的一道景观，也是60年代杂志出版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幕。
撰文支持李敖一方的有香港《自由报》的社长雷啸岑(马五)、《中国学生周报》的若兰、《展望》杂志中的孟戈、台湾《作品》杂志中的王洪钧、东方望、田尚明等人。《文星》杂志是他们的主要阵地。
种种迹象表明，《播种者胡适》击到了一些人的痒处，也击到了一些人的痛处，包括胡适本人都觉得不自在。据杨树人先生回忆，在胡适出院后的一天下午，他去福州街26号胡适住宅，商谈一件公事。事毕后，胡适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翻开来给杨看，并且用圆珠笔指着那篇文章说：“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胡适圆珠笔所指的，正是《播种者胡适》。胡适再翻开另一长篇，又边画边说，脸色苍白，心情更为激愤。末了，他指着这篇文章说：“真是下流!”圆珠笔所指的，是胡秋原的《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前进》一文。在这一年的春节后，胡适又一次愤愤地对杨树人说：“他们要围剿我胡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政治评论》上还有一篇莫辛的《全面西化论的提出及其评论》，认为李敖的文章“仍不过胡适之、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翻版而已，说得切实点，不过陈序经的旧调重弹而已。尤其他们一个把胡适视为折衷派(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一个认为胡适不够认真(李敖：《播种者胡适》)，那一见解上，使人觉得此二人真是穿着一条裤子。”3月1日出版的《文星》第53期，是“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刊载了胡秋原长达七万多字的《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文中批评李敖是在断送教育学术，是“梅毒主义”。说“梅毒主义之错误，首先在不明白人之本性，人之自由，即是选择。反对选择，将达到非人主义，反自由结论。梅毒主义第二错误，除不了解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真相外，根本不明白中西文化接触中各种有关事实”。文章称李敖的文化是“抗战胜利以后兴起的一种‘内幕’体”。“李敖在思想和情绪方面，在对国家和个人态度两方面，都陷入门户主义很深，因而心病很重了。”“他的精神有一点不平衡、一点紧张、一点分裂，而这与他原来若干小毛病结合，便一切趋于极端。”3月10日，《政治评论》第8卷第1期又发表了郑学稼的《论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说“因为我们是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对西方的精神文化，只能接受和自己国情相近的，不能够全盘西化或批发西化。”“凡是主张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者，都是虚无主义者或是内心对民族前途已感绝望的人。”3月25日，该刊第八卷第二期又刊发了主编叶青的《全盘西化论之分析》、《再论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两文。叶青在文中称李敖犯了可笑的“主观主义病”，“全盘西化论是抄袭主义，因而是保守主义”，“主张它的人是一些妄自菲薄，而没有一点志气的人”，“是文化自悲的表示”。
同时，在当时的许多刊物上，支持李敖的文字亦有不少。比如居浩然（居正之子）在《文星》第53、54期上先后发表了《科学与民主》和《西化与复古》二文，在54期《文星》上还刊载了许登源的《从超越前进到狂妄》、洪成完的《玄学英雄底狂想曲》和吴心柳给李敖的信。居浩然在文章中说：“在五四运动时代，胡适先生还只是一员猛将；到独立评论时代，不成问题是西化运动的主帅。因为做了统帅，口气反而缓和，譬如西化则改称现代化，国语拼音不再提及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实际上胡适先生自始至终是全心全意的西化运动者。在下文将特别说明‘西化’这一名词更比‘现代化’来得肯定而恰当，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既然是西潮东来，就不妨称为‘西化’。何况事实上是在全盘西化，筑一万尺厚的堤防也堵不住这股洪流。”许登源和洪成完二人则对胡秋原有严厉的批评。香港记者吴心柳在致信李敖时表示支持。《文星》57期刊载了谢剑的《文化问题的基本认知与中国文化的出路》，文章说：“西方文化实在是现代的潮流，也可以说是赞成‘现代化’。让我们放眼看看，今日的民主政治、自然科学、社会福利政策等等，哪一样不是西方文化?所以笔者说‘西化’就是‘现代化’，这话并不为过。”同期还刊发了居浩然的《从门德雷夫的周期表说起》、东方望的《骂街式的“微辞”，帮腔式的“平议”》，重新发表了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形成一种磅礴的攻势。殷海光亦在致李敖的信中认为李敖文章“所提出的大方向是不错的。近60年来中国之乱的基本原因之一，无疑是传统文化腐溃而失去适应力。病相已这样显著，再要提倡中国文化，真是‘非愚即诬’。”
李敖及其同仁的系列反击性文章以“全盘西化”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加上李敖的笔锋无所顾忌，使求新者欢呼雀跃，而守旧者痛心疾首，李敖也因此名声大震，几成青年们的偶像。
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直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自诩为继承了自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一直到孙中山的“道统”，标榜台湾是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基地。而鼓吹“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传统文化，自然危及蒋介石和国民党崇奉的“道统”，危及国民党统治的“正统”地位。
事实上，李敖抨击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批评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他嘲笑讥讽国民党表面上大谈“道统”和“正统”，背地里却挂羊头、卖狗肉、吃美援。“四维八德五经二十五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他批评说，有些人口头上大喊“历史精神文化”，但在物质上却又崇洋媚外，依靠外国。他们对固有文化并不真诚，只不过是一些伪君子而已。通过批判和否定传统、“道统”，李敖还隐隐发出了“换马”的呼声，要国民党交出政权。
显然，国民党当局对李敖及其言论不会坐视不顾，二者的冲突势所难免。
同时，李敖否定民族文化传统的、带有浓厚民族虚无主义色彩的文字，也引起了一批对传统文化热爱或有所肯定者的反感，刺激他们起而反击。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分子亦持异义。留学海外的林毓生就称《文星》“发昏”、作风“轻佻”、态度极不严肃。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李敖在鼓吹“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台湾的一大批党政要人和学界名流，触怒了一大批人，也刺激他们起而反击。
在李敖眼中，《文星》已成为他摧枯拉朽的阵地，对一切落后、保守的思想，对一切影响“现代化”的人物，他都要把它们放到《文星》上来评判，用他的话说叫：“送他上《文星》!”
此时的李敖，在休学之后已正式到《文星》杂志工作，并于1962年7月18日由陈立峰让贤而成为《文星》主编。
早在大学时代，李敖就十分向往做一个“文化商人”，既有钱，又能出书、传播文化思想、从事文化事业。“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动作，形成思想大围标，本是我学生时代的计划。”如今，他把这一计划真正用在了《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上，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效果。
以论战之后的香港书展(1965年5月27日到6月8日)为例：台湾参加展出的单位共有22个，展出册数27400册。而文星一家就独占了24535册，是总册数的89?郾54％。换一种说法，就是文星在参加书展的图书总数中，占了约90％的地位，剩下的10％，才是其他21家公营私营党营单位的展出品。文星书店几乎通吃的局面，使国民党的宣传与出版业黯然失色。
李敖主编的《文星》主张走现代化的道路，具有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这一系列特征，使“官方”慢慢得出推论：《文星》是“卖国”者、是汉奸、是“匪谍头子”、要走《自由中国》的路、是生活书店翻版、是叛乱、协助台湾独立、勾结国际奸人(费正清等)、鼓吹两个中国言论、“在海外通共”、“为中共宣传，与中共隔海唱和”、影响民心士气、诬蔑先烈和元首、推翻法制、反对当局、反对国民党……因此，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之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官方大搞罗织之法，李敖气愤地说：“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殒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1964年，李敖29岁。这一年对李敖和《文星》来说，并非吉兆之年。国民党对《文星》的动手在这一年就已经秘密地进行着。其中最明显的是坚持“反共第一主义”的国民党御用文人侯立朝出版的《文化界中一枝毒草》一书。该书指出李敖执掌的《文星》“决不是‘为文化而文化’，是‘为预谋而文化’。也就是说它的政治面纱是以文化丛草来编织的。”它是“把‘讲台’当作通向‘政坛’的阶梯来用的，《文星》的目的，就是要把很多的人头脑给搞昏。使它好直接的间接的牵着别人鼻子走，这真是失了路向的沙漠导游者。”这无疑是向社会发出了政治解决《文星》问题的信号。
此时，早年跟随蒋经国的国民党宣传干将谢然之担任中央党部第四组(文工会前身)主任，面对《文星》的兴风作浪，谢然之决心进行封杀。在一次研究《文星》的会议上，谈到李敖，第四组中有两种观点，一些老派的国民党如唐棣等人认为李敖不过是爱出风头的反调分子而已，而谢然之等人却一口咬定“李敖是共产党”!
在谢然之的带头操作下，大祸像一张弥天巨网，慢慢向《文星》罩下。但李敖毫不在意。
当时，台大学生陈宏正等曾邀李敖到法学院演讲，李敖去时，校方派校警将演讲场所的门锁了起来。
1965年，法学院请李声庭演讲“民主与自由”，殷海光与李敖亦被邀到场。李声庭讲完后，听众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插播几句话，李与殷应声而出，极受欢迎，这是他们最后二次公开露面。
1965年8月31日，警备总部“(‘54’)训唤五九八四号”文说：
查《文星》杂志第90期张湫涛撰写之《陈副总统和中共祸国文件的摄制》一文中，附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原文，有为匪宣传之处，触犯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三款，应依同法第七条之规定予以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实际上，《文星》上的这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是反共的，只是配上了有关中共的图片而已。但欲加之罪，是无须分辩的。
1965年11月，孙中山百岁诞辰，李敖应台湾省医师公会之约写了《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一文，由《文星》出版。在出版过程中，台湾省医师公会忽然来信，要求出书前文稿“送达本会转呈‘中央党部’审核认可”，李敖认为依法无据，严词拒绝。书出之后，山雨欲来，风声四起。
李敖在文化思想上挖国民党的老根，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曾多次下令查禁封杀，《文星》处境日渐恶化。李敖决定对这个国民党败类进行打击，但始终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
1965年11月29日，《征信新闻报》的余纪忠发表社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来!》，批判谢然之的不实之词，谢然之与之发生冲突。李敖见机会来到，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请萧孟能去找余纪忠，取得联合作战的共识，一方面于12月1日写了《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发表在《文星》98期，用矛盾战法，引用蒋介石言论来讽刺谢然之。指出谢然之已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不应凭借权力，压制他人”的指示，同时也批评国民党总裁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从司法界和军队中撤出。批评国民党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刁难记者，诬控爱国青年，企图“一手掩天下耳目”，陷害良善，并要求谢然之引咎辞职。文章还指责那些“坐在中央党部和各级党部那里，而朝外管事的人”，“整天朝小百姓飞书翰、打电话、下条子，不惹得小百姓莫知所从，误会丛生，又怎么办呢?”李敖在文章中还要求，在“宪政体制”下，“国民党不但要注意退出司法、退出军队，并且还要注意在政治上所遗留的‘训政式’的余波与惯性。”这篇文章可谓正式突破了“拿武士刀者”所能容忍的极限，《文星》也因此而倍遭厄运。
12月25日，由任卓宣主编的《政治评论》发表社论，骂《文星》“走了《自由中国》的道路”，“主张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不讲是非，惟以反对和破坏是务，专事恶意的攻击”，“完全是造谣中伤，挑拨人民与国民党的恶感，用心至毒”。在扣了一大堆帽子以后，社论又指斥《文星》对谢然之的指控是“中伤、侮辱、诽谤，其触犯刑章，甚为明白。”
《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很快被送至蒋介石面前，蒋介石在左右为他朗读了这篇文章后，气得立刻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可见伤到了其要害之处。
李敖曾经总结过国民党对付异己的方法：一是立刻消灭法，一是积分消灭法。“立刻消灭法是立刻杀立刻抓；积分消灭法则是靠累积的分数够了，再杀再抓。累积的法子是东一件，打分；西一件，打分；上月一件，打分；这月一件，打分。最后一件，那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积分够了，也就构成消灭的条件。而这最后一件就无异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这篇捋虎须的文章就如同“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构成了“文星”书店被消灭的最后条件，杀身之祸也就立竿见影了。
蒋介石要下手令封闭“文星”，自然会造成与老同志萧同兹的不快。为了防止这种不快，萧同兹事先得到党方高层人士传达的三点秘密意见：
一、萧先生为吾人夙昔敬重爱护之本党先进，希望不致因《文星》问题使“总裁”对萧先生有所误会。
二、关于文星书刊中如《邓肯传》、《蒋廷黻文集序》、《孙中山先生与西医》等文字，希望萧先生能阅看一遍，便能获知其错误所在。
三、希望萧先生能说服孟能，使其不再与李敖接近，并将此类书刊停止发行。
萧同兹何许人也?
萧孟能之父萧同兹，1932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社”社长，18年后改任“中央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到1964年离职。随后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他在国民党中德高望重，人事关系极佳。其实，对于《文星》杂志，他不是赞成，而是管不了儿子。他曾说“儿大爷难做”，意思是他管不了萧孟能。当然他乐见儿子事业有成，凡能置身事外的，都置身事外。所以，有人责怪《文星》责怪到萧同兹头上，是不公平的。但有他作靠山，使《文星》不那么容易被消灭，倒是实情。在国民党眼中，你儿子的事业，你是脱不了干系的。所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当谢然之等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应该严办时，蒋介石说：“把萧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处分。”下面说：“但萧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啊!要萧同兹负责!”
1965年12月28日，“台北市政府新闻室”发出通知，命令《文星》从1966年1月1日起停刊一年，理由是“违反发行旨趣。”同时，警方通知《文星》编辑部，禁止《文星》第12月号发行。
一年后，当《文星》准备复刊时，又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第四组的通知：“兹据有关方面会商的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彻底宣判了《文星》的死刑。
李敖被迫离开了《文星》，他在事业上遇到了有生以来的最大困扰。此时，梁实秋对他颇为关注，他劝李敖休息休息，放弃杂志上的攻击，改换走学术著述的道路。李敖深有同感，他觉得自己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上已达上限，已达毛姆小说所谓的“剃刀的边缘”，再走下去，已步履维艰。但即使走“学术专著的路”，又怎能与现实脱节!他在《文星》被停刊三天后给王尚勤的信中说：“不论是学术性的，普及性的，我的主旨都要坚持‘经世致用’的原则，我最不喜欢逃避现实，最不喜欢‘置四海穷困而不言’!”
此时，侯立朝从海外返台，又出版了《文星集团想走哪条路?》一书，在该书中，侯氏武断地把李敖同国民党最憎恨的自由主义文人殷海光拉上了关系。他说：
……我们有根据地这样说，殷海光是“文星集团”的大法师。
在这位“法师”面前，排列着5个咬牙切齿的金刚：
绰号“人权牧师”的李声庭；
绰号“恶法克星”的陆啸钊；
绰号“西化大少”的居浩然；
绰号“西化义士”的韦政通；
绰号“小疯狗”的李敖。
为了说明李敖与殷海光的主从关系，该书辟出34页的篇幅列出一幅“殷海光与李敖的写作基线对照表”。侯氏指出，李敖的《老年人和棒子》的“立意和思想是在殷海光的意像圈之中”，《播种者胡适》的立意“也有殷海光的意像光圈”，《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则“根本不是李敖的创作”，大多是殷海光观点的重复。“打个比方：殷海光如果是个‘老八路’，李敖不过是个‘红领巾’的小鬼。”
更为荒唐的是，侯立朝还在书中想当然地列出了文星集团政治造反、文化卖国、运作方式解析等图表，通过图表来说明一个离奇的结论：“文星集团”在政治上要造反，文化上卖国。政治上造反是要推翻政体，推翻法律，推翻教育，推翻社会。达成的目的是：两个中国，台湾独立，投靠中共。其中，侯立朝在第三个图表“文星集团政治文化运作整合系统图”中，把李敖列为这个反动组织先锋队的一号人物，并列出了李敖背后的总指挥部、前进指挥所、补给处、参谋团、资料处、理论研究处等机构，指责“文星书店是毒气运作的总司令部和总根据地，犹之乎‘毛酋’的井冈山”。萧孟能和用黄梅调把台北弄成“狂人城”的李翰祥都应送到××岛、××町去。历史已证明，侯立朝的上述演绎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无稽之谈。
侯氏为什么会对文星如此野蛮地大打出手，据1985年5月25日林正杰在《前进》上透露，侯立朝曾告诉他们，“他曾是‘蒋经国的打手’，说他当年亲奉蒋经国之命，对《文星》集团开火。”
显而易见，上述一切征象，都有国民党当局在背后的策划和组织。
1966年2月21日《征信新闻报》刊登徐复观的长文，其中在“发展之程度，早经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小标题下，历数李敖“罪状”，并杠上开花，说他“不仅诬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欲挑拨台湾与世界友邦之感情，使台湾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于全台湾。举步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已否定年来全朝野所作之‘国际合作’之努力。”这篇长文真正起到了“落井下石”的作用。四年的文星风云，从此开始降下了帷幕。
1967年7月《文星》被封杀。《文星》被封杀在李敖眼中，具有了一种悲壮的象征意义。回首过去，他忘不了那段与同仁们并肩作战、牧野鹰扬的日子，《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它是那样远在天边地震撼了冰河期，近在眼前地影响了新生代，这个大成绩是任何人也难以抹灭的。面对《文星》的暴毙，他仿佛看到了两千年前被送上十字架的耶稣。在耶稣周围的胜利者们的狞笑，并不证明他们手中的法律就是对的，并不证明十字架上的人错了。扪心自问，《文星》为天启民智、鼓动风潮、求仁得仁，历史自有公论。
他坚信：《文星》是一个烈士，烈士死不瞑目，在正义与公道没有盖棺前，不论如何掩埋在秋坟鬼唱之中，烈士永不瞑目!
他同时也坚信自已：
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
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
是李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
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此时的李敖已经32岁，眼看前路茫茫、荆棘密布，许多朋友背他而去、离他而去、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他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50年前，梁启超在台湾岛上曾写过两句小诗：“历劫此身成落瓠，浮天无岸有虚舟。”如今，他感到自己也如同那无人摆渡的“虚舟”一样，孤独无靠，飘忽无定。他不由想起在初中时就已背会的那首小诗：
人生如美酒，易醒复易醉。
微醉亦难醒，醒来都是泪。
就李敖所宣传的社会改革思想而言，他并没有步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轨道，只是一个涉世的改良主义者。他曾公开表示：“一般不了解我的人，很少知道我是一个憎恨暴力的人，我憎恨以暴易暴，憎恨不关心小百姓怎么生活而高谈美丽的乌托邦。我是实际的人，是涉世的改良主义者，我主张和平而渐进的转移或改革。”他还说：“我的目的就在鼓吹和平而渐进的转移或改革，并且我相信，这种转移或改革的基本动力是孙中山所说的‘思想的变化’。”
当时，李敖听朋友屠申虹说，“国大代表”汤炎光弄到一张《文风》杂志的执照，希望李敖能与之合作，但必须隐名。当时以李敖之名，是根本申请不来杂志执照的，李敖答应了。于是，1967年7月19日，李敖与汤、屠达成协议如下：
1967年创办起，协议由汤炎光、屠申虹、李敖等三人合作。由汤炎光任发行人，屠申虹任主编，李敖任总经理、执行编辑，并负总务及财务之责(包括全部出资、资金周转、营业盈亏、发行、管理、库存、社址等全部人事财务财产事项)。
二、稿件一律须经执行编辑或其指定人选定、付排、签付印。主编与发行人有建议及否决之权。
三、稿件刊出后，由李敖负一切法律责任。
四、杂志执照，由汤、屠两人提供，全部资金，由李敖提供。故自立约日起，所出各期一切盈亏，皆与汤、屠两人无涉。
五、提出解约之一方或两方，其权益，其他两方或一方有优先承受之权。
六、本契约书一式六份，由合作三人各执一份，见证二人各执一份，另一份存社备查。
立约人摇汤炎光 摇屠申虹摇李敖
见证人 郭衣洞摇戴良
从协议契约书中可以看到，汤炎光名为发行人，但实际操纵刊物者是李敖，汤只有挂名发行人的权利，其他编务、内容一概不得过问。于是李敖和屠申虹就包办了第一期，只有…（原文如此——编者注）张纸，分四版发行。发刊时，上有李敖代汤炎光捉刀的《办的一些意愿》(后改名《办杂志的一些意愿》)，其中写道：
苦难当前，我们正置身废墟之中。在废墟中，我们开始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这当然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但已没有更好的路通向未来了。我们要迂回前进，要爬过层层障碍，不管天翻也好、地覆也罢，我们还是要活……
在废墟之中，“开始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这正是《文风》创办的一点精神。对“豪杰之士”而言，我们这点精神，当然显得强烈不足悲壮有余，但这也许正是我们所有的和所能有的，我们并不介意“豪杰之士”笑我们可怜。只要不在沙漠中倒下去，可怜一点，就可怜吧!
